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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5章（第1页）

戴胄带来的新商业模式，如同给嗷嗷待哺的活字署这头吞金兽嘴里，塞进了一个聚宝盆。

效果立竿见影。

《关中农桑要术》的“赞助”消息一放出去，”。上面不仅有大学究们引经据典的鸿篇巨制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石破天惊的新锐观点。

一个在国子监读了十年书，连助教都没混上的老博士，因为一篇《三传异同考》，被孔颖达亲自邀请到弘文馆参与编书。

一个西市卖字画的穷酸秀才，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游记，被无数人追捧，书坊主动找上门，稿费千金。

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，只看才华，不问出身的舞台。

于是，所有人都疯了。

起初，大家辩论的还是一些风花雪月和学术考据。比如“鹅鹅鹅”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不是骆宾王；比如《兰亭集序》的某个字，到底是“快然”还是“怏然”。

但渐渐的，事情开始不对劲了。

导火索是一本名为《前隋兴亡录》的新书。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落魄文人，他在书中旁征博引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：隋炀帝杨广，并非如史书所载那般是个纯粹的暴君，其开凿大运河、西巡张掖、三征高句丽，虽“弊在当代”，却“利在千秋”，其许多举措，本朝其实都在延续。其国之所以亡，非亡于其志向之大，而亡于其手段之急，用民过甚。

这篇文章一出，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。

立刻，一群以维护“正统”为己任的老派学者拍案而起。他们发表文章，痛斥该书作者是为暴君翻案，混淆是非，其心可诛。他们将杨广的残暴、奢靡、好大喜功一一列举，论证其亡国乃是天理昭彰，罪有应得。

然而，另一批年轻的，思想更为开放的学者却站出来力挺《前隋兴亡录》。他们认为，历史人物应当功过分开看，不能一味脸谱化。杨广虽有大过，但其眼光和魄力亦有可取之处。评价历史，应当客观冷静，而非简单的道德审判。